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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座杏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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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座杏坛

杏坛

童子春服,花里寻师。总角奕奕,杏英纷纷。志道据德,依仁游艺。追唐溯虞,慕彼初人。言之谆谆,源于韶佾。清流汩汩,惠风煦煦。乐之融融,传道解惑,尽善尽美,唯子为著。

  授徒设教,创办私学,在中国创立起第一座杏坛,当是孔子一生最为重大、最为主要的事情,也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创举,当然也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最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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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商朝及西周时期,教育为贵族垄断与霸占,图书典籍收藏在宫廷之中,学校亦设在宫廷和官府之中,以吏为师,学宦不分,只有贵族与他们的子弟才能够享受教育与文化的权利,被统治者的平民和他们的子弟,没有任何享受教育与文化的权利与机会,长期形成“学在官府”的局面。

  到了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末年,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官学日趋没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典籍扩散,文体下移,为民间产生私学创造了条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统治者的分化与变迁,部分没落贵族、特别是贵族中最低一层的士,开始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收徒设教,称为村塾。也就是在自己门旁的小房子里,一早一晚教授几个乡里有些地位的子弟,其规模与学生的成份,都还没有对“学在官府”的体制产生重大的根本的影响。

  到了孔子的时代,私家办学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以孔子、墨子两大派所办的私学规模为最大,成效也最为显著。这种私学,虽然不能确定为孔子所独创,但是,就办学的规模、具有着明确的教育目的与系统的教学内容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等方面来讲,孔子无疑是中国私学第一人。

  是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见《论语·卫灵公》)——不分贵贱贫富,不管年龄大小,也没有地域之分(包括不分国籍),想来学习的学生,都可以进校学习。

  我们应当永远记得孔子的这句话“自行束脩以上者,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对于“束脩”二字,历来有着两种解释,一为男童十五岁以上,一为一束干肉。

  即便是“只要主动给我一束干肉以上作为见面礼,我就不会不教他”,那么这个“束脩”,恐怕也是中国数千年间学生拜师之礼中最微薄的吧?是从小贫寒、“多能鄙事”的孔子,第一次向所有的人打开了受教育之门,并把这个可以决定人一生影响人一生的教育大门的门槛,放得空前之低。孔子并不是在做虚假的广告,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十五岁以上的男童,自不必说,那是不分贵贱贫富的。我认为,孔子所说的“自行束脩以上者”的“束脩”,应当是指“年龄达到十五岁以上的男童”。一是孔子从小贫寒,他不会也不可能将不能提供“一束干肉”的求学者拒之门外。二是“束脩”是古代十五岁男子进入大学时所拿的薄礼,后来就成了专以表达十五岁年龄的专有名词,犹如“弱冠”是指男子二十岁,“及笄”是指女子十六岁,以及孔子之后人们将“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随心所欲不逾矩”等分别表达人的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等一样。三是孔子本人也说过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话,也是在十五岁的年龄上进入学习阶段。

  在他所收的学生中,有“难与言”的童子,也有只比他小六岁的颜季路(颜回的父亲);有鲁国人,也有来自齐、燕、宋、蔡、卫、郑、卞、陈、秦、吴、楚等国的人。他的学生中,当然有贵族大夫的子弟,但是更多的,则是出身贫贱人家的子弟。他们有“一小竹筒饭,一瓜瓢水,住在陋巷里,受着别人受不了的穷苦”的颜回;有其父为贱人,家无立锥之地的仲弓;有常常吃着粗劣的野菜、被称为“卞之野人”的子路;有住着茅草小屋,蓬蒿编门、破瓮当窗、屋顶漏雨、地下潮湿却端坐而弦歌的鲁国人原宪;有大雪天连件御寒的衣服也没有,以芦苇花絮当棉花的闵子骞;有满手老茧、絮衣破烂、面色浮肿的卫国穷人曾参……贵族、商人、平民、野人、贱人、鄙家、大盗、大驵等,真是“有教无类”。

  他不会忘记为着自己操劳了一生的母亲和母亲的期待,他更清楚列国之中该有多少个父母也在这样期待着自己的儿子。他不会忘记季孙氏家臣阳虎的侮慢与蔑视,他更清楚列国之中,正遍布着像当年自己一样有志却不得申的青年。

  孔子从鲁国向列国瞭望,在战乱的纷争中不仅有大批的贵族在没落,大批的新的权贵在崛起,更有日益壮大的“士”的阶层(后备官吏),和向士的阶层挤攀而来的平民的子弟。在这一切都处于重新组合的春秋时代,正迫切需要着一个训练此类人才的地方,而训练的基本内容,则是可以进身谋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而从小以学无定师、艰苦自学而成就为一个博学之士的孔子,不仅在高的境界上掌握了“六艺”的各种技能,更对被称为高等“六艺”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内容与精神,有了系统的学习与掌握,并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

  社会出现了这样一个广泛而又迫切的需求,而孔子正好具备了满足这一需求的充分的条件和意识。对于从小吃苦受穷的孔子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可以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难得的机遇,他也要养家糊口,他也想有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境。他相信用自己缜密博学的大脑与热情仁义的心,定能开辟出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来。

  尤其是充分具备了这一条件的孔子,更有着远大的抱负,他以恢复周礼从而达到“君臣父子”全社会有序稳定为已任,更要以仁政救天下,而恢复周礼、实施仁政,就需要造就一大批有知识、有理想的仁人志士,上可尊王下可牧民——于是,孔子“学移民间”的私学,应运而生,并有着与“学在官府”分庭抗礼的强大生命力。

  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巨大的。从以下两件事就可看出,就是在当时,孔子与他的私学,就已经在鲁国和东周列国的统治阶层与民间,都产生了重大而广泛的影响。

  那个当年把孔子拒之门外的阳虎,而今却要千方百计与孔子联络。阳虎虽然只为季氏家臣,而权位之尊却等同于大夫。他很想见孔子,也想借助于孔子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势力,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更怕吃闭门羹。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计策。按照那时礼的规定,大夫赠送礼物给士,如果受礼的士当时不在家,士则要亲临送礼者家中拜谢的。阳虎打听准确了孔子不在家时,送去了一头蒸乳猪,然后就期待着孔子的登门拜谢。令阳虎想不到的是,孔子此时不愿见他也因为教务烦忙没有时间见他。接受了蒸乳猪的孔子自有办法,他也打听准了阳虎不在家时去登门答谢。“阳货(也叫阳虎)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第二件事即上一章提到的那个南宫敬叔。他之所以能够向鲁昭公建议资助孔子西去雒邑,就是因为他是鲁国大夫孟僖子的儿子。孟僖子曾在陪同鲁昭公出访楚国时,因为不懂礼而受窘出丑,痛切地感受到古代礼仪与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公元前五一八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临终的时候只交待了自己的儿子孟懿子、南宫敬叔一件事,那就是在他死后,一定要拜孔子为师学礼学做人,“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于何忌(孟懿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左传》)。孟懿子就是在父亲去世之后,遵父嘱领着弟弟南宫敬叔共同拜孔子为师的。

  孔子创办平民教育,大概开始于他的“三十而立”之年。其后,这种投入了自己全副心血的教学活动,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梳理孔子三十岁至七十三岁终老的四十三年的人生,他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三十岁开办私学至五十岁仕鲁之前,为他的平民教育的第一阶段,即平民教育的前期,大概二十年时间。第二阶段是在他仕鲁四年、流亡列国十四年之后,即他生命的最后五年,是他平民教育的后期。其实,就是在他在鲁国为官和流亡列国的十八年间,他的教育活动也一直没停止。可以说,孔子几乎是毕其一生的精力,投入在这项为中国教育开山的事业之中。

杏坛

  在孔庙大成殿的前边,有一个独特的建筑,一方高台之上建有一座朴拙而又华丽的亭子,两重飞檐,金黄的琉璃瓦,朱红的廊柱,亭上高悬的竖匾上有金代文人党怀英手书的两个大字:杏坛。这是金代的建筑,坛址则是宋天禧二年(公元一零一八年)重修孔庙时所筑。因为孔子,“杏坛”已经成为教育的代名词。其名起始于《庄子·渔父篇》中的一段文字:“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具体这片树林在曲阜的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无法可考。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孔子当年教学,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会根据学生的多少、气候的冷暖等因素,常常变动地点。不过据说当年孔子设教授徒常在的地方,开始在曲阜阙里自己的庭院内,后来移到了庭院西侧不远的一片树荫下。因为那里种有几棵杏树,渐渐的就被人们称为“杏坛”了。

  在他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孔子前后培养收授的学生达到三千余人,身通“六艺”的超拔之士,就有七十七人。在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开头,有这样的记载:“孔子说‘跟着我学习而精通六艺的弟子有七十七人’,他们都是具有奇异才能的人。德行方面突出的有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处理政事的有冉有、季路,语言方面的有宰我、子贡,文章博学方面的有子游、子夏。”除了鲁国的孟懿子、南宫敬叔和宋国的司马牛等几个贵族子弟之外,大多出身贫贱。

  这些大多出身贫贱的弟子,经过孔子的教育,大都立人成才,有的从政(仕),有的从教(师),有的从文成为文献专家,有的则继承老师的思想、成为新儒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已经成为春秋乃至战国时期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与思想重镇。

  起于平民,经过孔子的教导历练,而进入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有的还能进入贵族行列,参与国家的管理。这不仅真正打破了贵族对于文化教育的垄断,从而也打破了西周以来实行的世卿制度和贵族世袭政治官职的局面,可说是一次带有根本意义的革命性的变革。

  孔子是出过仕的,如做过乘田委吏。他也是想出仕的,用出仕来直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的学生们,一批批地见用于社会,而他所教的,不少内容正是关于出仕用世的学问与技能。作为老师,当然有着更大的出仕用世的机会和本钱。尤其在孔子的私学日益壮大并在列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时候,以孔子日隆的声望,以他接交的更为广泛的关系,都为他的出仕用世提供了直接的机遇。但是孔子并没有汲汲于此,反倒更加地沉潜于自己的教育事业之中。为什么?在孔子的心灵深处,一定还有更为人性的、也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促使他全心身地投入到平民教育里。不然,他不会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坚守在“学移民间”的忙碌之中。这种深层的原因,就是从事平民教育给他带来的巨大而深长的快乐和日新月异的成就感,就是能够自由地展现自己的人性与意志、独立地伸展自己的思想与精神。

  《礼记·射义》曾经为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我曾经为这样的一个细节而久久地遥想当年。矍相之圃当是在曲阜城西的郊区,孔子正在教他的学生们练习射箭的技艺。老师技艺的高超与学生们练习的认真,以及老师箭箭中的时人们的喝采声,都似乎透过两千多年的时空,直传在我们的耳边。一个一米九一高的孔子,威风凛凛而又文质彬彬,那种拉弓射箭的情景,怎能不让人血脉贲张起来?不用说更多的语言,只“观者如堵墙”五个字——几乎就是轰动鲁国国都的真实写照,围观的人是那样的多,里三层外三层,简直就围成了人的高墙(看来儒宗孔子还是个运动健将)。

  孔子的儿子孔鲤也是孔子的学生。但是作为学生的孔鲤,并没有得到父亲额外的照顾。并不像我们现在的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子女在选择学校、加分项目、以及录取等方面,给以诸多额外的照顾与优惠。孔子当时就有一个陈国来的叫陈亢、字子禽的学生,觉得孔鲤肯定会得到父亲更多的照顾,便专门找到孔鲤,问他是不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与众不同的东西?老实的孔鲤回答说:“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论语·季氏》)这个叫陈亢的学生听后特别高兴,觉得自己问一而得三,既知道了学诗学礼的好处,又知道了孔子并没有偏爱自己的儿子孔鲤。

  在这里,孔子是以自己的师德或曰人格的光明与坦诚,在对学生们进行着另外一种耳濡目染的人格教育。他对学生们说:“你们以为我有所隐藏吗?我对你们是没有任何隐藏的。我没有一件行为不是对你们公开的;这是我的本心啊。”(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

  还有,孔子在教学中,始终坚持着一条高效的教学理念:个性化教育。百人百态,智力不一,背景不同,性格各异,孔子总会根据各人的不同,分别施教。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比比皆是。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人同是问孝,孔子却分别给以不同的回答。这不仅是孝可以有多种角度的阐述,更在于他所教育的对象有着差别。再如,颜渊、仲弓、司马牛、樊迟等问仁,孔子更是分别给予着各异的回答。

  有着这样的个性化教学,也就屡屡出现经典的教学相长的场面。

  如《论语·先进篇》中的一个教学相长的情景,就是堪称经典、能够传之于万世仍然新鲜如初的。一种师生间的坦白与友爱,一种教、学时的融洽与欢情,跃然纸上。有一天,子路、曾皙(名点,曾参的父亲)、冉有、公西华四个高材生陪着老师随意地坐着。这时老师孔子先发话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大几岁,就认为我了不起。你们平日里好报怨说‘人家不了解我呀!’假如有人了解你们,并打算请你们去做官,那你们怎么办呢?”

  性鲁直的子路不等别人答话,便抢先回答:“假使有一个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春秋时期,这当是一个诸侯中的大型国家了,处于几个大国之间,在强敌环伺之下,又经过连年战争,财政危急,国内又加以灾荒,像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交到我子路手上,我只要花三年的时间去治理,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人人都有勇气,每个老百姓都知道如何走好自己的路。”

  冉求是一个谦谦君子的形象,他的回答与子路截然不同:“只要方圆六七十里或者再小一点的小国家交给我让我来治理,花上三年的时间,我可以使这个国家社会繁荣,人人富足,至于修明礼乐的文化建设,则只好等待高明的人才来着手了。”仪表端庄的公西赤回答得又有不同:“不是说我已经很有本领了,但是我愿意好好学习。在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同外国的盟会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司仪。”

  到了曾参的父亲曾点,才真正到了高潮。

  孔子听完以上三人的回答,转过头来问正在鼓瑟的曾点:“曾点,你怎么样呢,说说看。”正在悠闲地鼓瑟的曾点听到老师在问他,便稀了瑟音,让手指在弦上轻轻一拢,瑟弦发出铿然的响声,然后离开弹瑟的地方,站起来对老师和他的同学说出了自己不同的想法。孔子的时代,音乐不仅与诗是一体的,诗可以唱可以咏,乐也有着诗的内容;音乐与礼与学也有着融为一体的关系。教学之中,可以有与教与学相融的音乐参预其间。曾点虽然鼓着瑟,但思绪在音乐中也在老师所提的问题之中,音乐也是一种倾听与表达。所以,鼓瑟的曾点,会在轮到自己发言的时候,从容对之:“我只是想,暮春三月,厚重的冬衣也换上轻便的春服,和五六个成年人与六七个十几岁的孩子,一起到沂水岸边晒晒太阳,再上高高的舞雩台上吹吹和熙的暖风,高兴地跳舞欢叫,尽兴了就快快活活唱着歌回家去”——“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篇》)人与人和谐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为一体,而人的内心也便化成为一种和谐圆融的世界了。每每读至此处,心荡神怡之时,也会有一种疑问冒出:北方的三月,还是相当寒冷的,沂河里是无法游泳的,这个“浴乎沂”该作何解释?只要将身心沉潜在曾点所描绘的那个境界里,就会自然地想到,那是到野外的沂河边,沐浴太阳呀。要知道,冬天的寒冷已经让长久不能出户的心憋闷锈涩了,听着沂水的流水声,让阳光照透身心,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诱惑呀!

  孔子听罢四个学子的回答,惟独对曾点的回答迅速给以回应:“夫子喟然曰:吾与点也!”孔子大声地感叹说,我就希望和你一样!子路比孔子小九岁,曾点或许只比子路小一点,冉有比孔子小二十九岁,而公西华最年轻,比孔子小三十二岁。子路长于率军,冉有擅长理财,公西华喜好外交礼节,三人都各有专长,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对于他们的向上与进取,当老师的当然是十分的快慰。但是老师更于世事有着常人难及的洞察,知道有才有德并不能就为世用,被埋没甚至被委屈也是世道的一种常态。所以他才对于曾点的淡泊与超然,就多了一份理解与赞同。朱熹对于“侍坐”这一著名篇章是这样解说的:“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这一理解,也是从平常、平淡之中,见出非同寻常的人生况味、人格追求与没有被物异化的人性之美。

  这一场景,当是发生在孔子流亡归来后的晚年。因为侍坐中的公西华比孔子小四十二岁,孔子开始流亡时他只有十二岁。

  也许会有人说,多没出息呀,不就是玩吗?入世的孔子不会如此吧?其实,仔细想想,孔子之所以对于曾点的回答给以这样的赞同,就是因为曾点的追求里包含了孔子与他的学生们最高的追求。人的孔子怎能不让美好的人性充分的展示与流露?一种生命的欢乐与宁静,就在这春风春水之中化作美丽的彩虹。其中不仅展现着人性的最高境界,也隐含着他们师生最高的思想与政治追求。只有到了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经济繁荣、天下太平的时代,只有到了连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也能够享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才能享受到这种“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真、善、美的人生的幸福。

  这是一种大同世界的至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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